著名伦理学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周辅成教授

by　赵越胜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 式反坦克地雷。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一九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是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

这事儿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儿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00块，重伤1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

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大谷曾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紧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既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 ——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三

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副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

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莎翁。便嗫嚅道，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得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 peasant，你是poor 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客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地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胶皮。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 “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 “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

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 “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贴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

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 先生这样一个淳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
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数学家 彭实戈 中国金融数学的开创者

　　彭实戈对山情有独钟。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爬山。他的爬山与众不同。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走已有的路，专走没有路的路。他的妻子郝鲁民说，刚认识彭实戈不久，他们与朋友一起去爬济南东南部的大佛头山，在旁人看来根本无法攀登的峭壁上，他硬是踩着石棱扒着石缝上了山顶，让郝鲁民在一旁看得手脚冰凉，胆战心惊。他的学生吴臻记得，１９９９年到香港开会，会期很短，只有半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彭实戈不去领略现代都市的繁华，不去感受维多利亚海湾的浪漫，却和学生一起，攀上了太平山。在法国马赛，在日本东京，所到之处他都要去征服几个山头。在彭实戈的生活中，爬山几乎就是他科研事业的演练，因为二者在审美境界上有着太多的一致性。

　　一封独特的推荐信

　　不管是评选院士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等等，彭实戈曾经得到过很多名家大师的褒奖和推荐，但是，最令笔者难忘的是第一封推荐信。那是一张颜色已经发黄的普通信纸，文字是手写的，字迹甚至不怎么工整。它写于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落款是名不见经传的三个小人物，他们分别是彭实戈的中学、大学同学，上山下乡时的“战友”。信的言辞恳切朴实感人，向大会组委会郑重推荐他们眼中的杰出人才彭实戈，信后附有一篇油印的论文《双曲复变函数》。虽然当时并不能预料１７年后彭实戈终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但他们相信彭实戈的才华。

　　少年彭实戈活泼好动，爱读书，爱追问，爱想问题，是老师眼中的“小天才”，然而他上中学时数学成绩并不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少有些叛逆，在彭实戈看来，那些考试题目太简单了，不费什么力气就知道了结果，他喜欢直接写答案，可偏偏没有过程就要扣分。彭实戈不习惯为考试而学习，他更大的兴趣在于探索一个一个为什么，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进入高中，他的阅读视野日益广泛，科幻小说、科普读物、天文地理、文学作品等等，课上课下，如饥似渴，但和数学有关的知识格外牵动他的神经。读了别莱利曼的《趣味数学》和华罗庚的《数学归纳法》后，他惊讶地发现，数学世界是一片灿烂星空，浩瀚无垠奥妙无穷，一天又一天，他陶醉其中乐而忘返。

　　然而，社会的动荡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安静有序的读书环境。读高二时，“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大串联，大批判，热闹过后他感到空虚无聊、无比迷惘。当他和几个同伴悄悄躲进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翻开一部部厚厚的数学、物理学、经济学、文学书籍（借口大批判）时，心灵便安宁下来，外部世界的喧嚣全被挡在了知识的大门之外。

　　１９６８年，彭实戈下乡来到临沂县汤河公社程子河大队的小东岭村。耕地、插秧、除草、施肥、运石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种强体力劳动，对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彭实戈也不例外。然而，奇怪的是只要一摸起数学书，彭实戈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所有的劳顿都被一扫而光，看着看着就到了下半夜。春夏秋冬，一盏如豆的油灯，伴他度过小东岭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对他来讲那时最大的问题是闭塞，周围找不到可以讨论数学问题的人。有一天读书至深夜，解题遇到难关，他迫切需要找个人讨论一下。忽然想起本县还有一个喜欢数学的人，那人叫王志圣，在４５公里外的另一个知青点。于是他觉也不睡了，决定去寻找“知音”。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徒步。夜幕下，彭实戈独自一人，穿过一个个寂静的村庄，越过一道道清冷的山梁，走了整整一个通宵，终于在清晨见到了王志圣。两个人兴奋至极，相见恨晚，越谈越投机。回来时彭实戈又是走了一个通宵。这是插队期间他唯一的一次“学术交流”。

　　下乡前，彭实戈在济南的旧书店里，淘到一套三卷五册的苏联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如获至宝，简直相依为命。下乡两年多的时间，他把这套书细细读完。“我研究数学，绝不是一心想着非要得出一个什么结果，只是随着兴趣的吸引……”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开始对一些结论有了自己的怀疑，并设法通过论证来证实。乡下幽暗的煤油灯下，科学研究的幼芽，已经不由自主地在彭实戈头脑中萌发。

　　一篇决定命运的论文

　　１９７１年彭实戈被推荐来到山东大学物理系读书。那时的学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课程竟然从初中讲起，他只好仍旧以自学为主，有时是在点过名之后，从窗户跳出教室去图书馆。三年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读了学校图书馆收藏的很多物理学和数学的经典著作，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虽然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也有意外的收获：思维不受拘囿，没有清规戒律的束缚，还可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不必操心课堂的节奏。自学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自己更喜欢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东西，这种习惯贯穿于他的整个治学生涯。

　　有一天，他在图书馆里读完“热力学”的一节后，忽然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冒出一个新想法。他非常兴奋，认为这是数学界一个从未被人涉及的崭新领域，这个发现将震动整个数学界。他为自己的新发现起了个名字——“双曲复变函数”，并系统地写了出来。这是他独立思考的第一个结果，对他后来的数学研究道路产生过巨大影响，人们从其后的很多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风格。

　　彭实戈说：“对数学的眷恋是一种对美的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有苦也有乐，有磨炼也有考验……”在这条道路上，彭实戈确是一波三折。大学时，他没能到朝思暮想的数学系，而是被划到了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禹城县广播站任技术员，一年后又调到山东无线电厂当了供销员，那个时代留给个人选择的机会太少。虽然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屡屡与他钟情的数学相去甚远，但对数学那种执著的爱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有一天，他反复修改的那篇论文《双曲复变函数》，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张学铭教授手中。慧眼识才的张教授从中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的潜质，立即向学校提出调彭实戈来山大工作。１９７８年春天，随着祖国日益加快的改革开放的脚步，彭实戈来到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这不仅改变了彭实戈的命运，也为随机分析理论的新篇章埋下了伏笔。

　　来自数学大师的掌声

　　１９８３年，山东大学组织部分学者出国进修，数学系推荐了彭实戈。１１月，３５岁的彭实戈来到陌生的法兰西。

　　在巴黎第九大学，彭实戈见到了国际著名数学家本苏桑教授。为这次见面，彭实戈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做充分准备，然而，见面后，教授仅对他说：“我这儿有一部书稿，你可以拿回去看看，希望你能感兴趣。”几分钟便结束了谈话。

　　回到住处，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稿。这是本苏桑教授正要交付出版的书稿，完全用法文写成，手写体，而且是连笔，翻了几页竟认不出几个字母来。这是著名数学家的顶尖著作，正像一座陡峭险峻的高峰。彭实戈查词典，翻资料，夜以继日地读。

　　三周以后，再次去见本苏桑教授，彭实戈呈上了自己的笔记，其中有对几个关键问题提出的详细意见及自己改进的结果和证明。本苏桑教授翻阅了一下立即感到文章的分量，这位严肃的数学家满意地笑了。由于本苏桑教授的推荐，彭实戈越过硕士阶段，直接攻读博士，在本苏桑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学习和研究。一年以后，本苏桑教授出版的书稿里面，采纳了彭实戈的意见和研究成果。

　学习中，在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之余，彭实戈又给自己出了不少难题，并且各个击破。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独立提出了“含高频振动的最优控制系统均匀化理论”。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准备博士论文时，他把这个发现作为第三个章节，巧妙地放在论文的最后，以接受专家们严格得近乎苛刻的评头论足。

　　本来，他的论文严谨而又扎实，导师看罢也认为无懈可击。如果节外生枝，专家们不予认可，势必成画蛇添足。但彭实戈更明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全是有名的数学家，如果不是答辩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个普通留学生的新发现怎么可能被如此众多的一流学者关注呢？更何况他对自己的研究有着充分的自信。论文宣读完毕，彭实戈的答辩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专家们对论文评价很高，特别对论文的第三章节大加赞赏。在法国留学三年，彭实戈获得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巴黎九大的数学与自动控制三阶段博士学位，另一个是普鲁旺斯大学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的过程给彭实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发现国际一流专家们所欣赏的，恰恰就是自己最喜欢的富于开创性的结果，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欲望。此后不到两年，到１９８８年年底，他就得出了随机最大值原理。专家们评价说，这个研究结果解决了２０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机”与“确定”之间的桥梁

　　近年来，以彭实戈的名字命名的“彭一般原理”、“彭最大值原理”以及他所开创的新领域：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即“巴赫杜（Ｐａｒｄｏｕｘ）－彭方程”，在随机分析、随机控制和金融数学界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彭实戈曾十几次被邀参加国际数学会议并作报告，他的论文被ＳＣＩ杂志引用达５００多次，可以说，凡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无不从阅读他和巴赫杜在１９９０年发表的文章开始。

　　那么，什么是“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它的意义何在？

　　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的本质是随机的，处处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随机现象。经过科学家几个世纪的努力，１９４２年数学家伊藤清开创了随机微积分和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对随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这个理论获得了世界数学界的最高奖“沃尔夫数学奖”，被誉为“随机王国中的牛顿定律”。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只能根据现在的数据计算将来的可能状态，而不能根据将来的风险状态倒向地计算现在，这使得在分析、计算和处理很多实际问题时，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手段。半个世纪后，这个缺陷由彭实戈开创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弥补了。

　　彭实戈教授说，假使我们为将来设定了某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的能力、财力能否达到？如何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是从现在向将来分析，而是由将来向现在推导，这就是倒向随机分析。而通过策略的制定逐步把不确定性抵消，把风险规避掉，就是倒向随机微分方程所要解决和计算的问题。围绕这个主题，十多年来，他在概率论、随机控制理论和金融数学领域获得四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在国际上具有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搭起了“随机”与“确定”之间的桥梁，使人们可以用确定的策略、方法去解决随机的不确定的问题，或把随机的不确定的东西进行最优化处理。它所开辟的途径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去解决涉及计算机科学、金融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领域国际学术界普遍关心的很多重要问题。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诞生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彭实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复旦大学组织的控制论讨论班上，一个主攻方向就是：怎样解决扩散项含控制时的一般最大值原理，而它与线性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简称ＢＳＤ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期间，他为随机控制系统的最大值原理找到了奇特而又巧妙的解决办法，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将自己的思考结果整理出来，并在讨论班上报告了这个结果。后来，此文完成了一般随机最大值原理的证明，次年在控制理论的权威杂志ＳＩＣＯＮ上发表，这是他第一次解决一个公认的长期未决的难题，并为解决ＢＳＤＥ的存在唯一性定理奠定了基础。

　　１９８９年４月，他邀请法国著名教授巴赫杜来华访问。有一天，他陪同巴赫杜先生游览豫园，坐在湖心亭的茶楼上，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他们最近几天一直期望攻克的一个问题。晚上回到宿舍思考时，彭实戈感到问题仍茫然无绪，很早就睡下了。次日凌晨，早早醒来，不由自主又想起白天在九曲桥的茶楼上，巴赫杜强调的在要解决的问题中缺乏“强制性结构”。就在这时，灵感再一次光顾，他忽然感到，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中反而可能找到“强制性结构”！而这恰恰就是解决ＢＳＤＥ这个自己长期以来感兴趣的问题的关键。他一骨碌爬起来，抓过纸笔就进行验证，只几分钟，就有了结果。彭实戈激动万分，当即打电话给住在招待所二楼的巴赫杜教授。教授似乎有些不快，拿起电话就问：“你知道现在才几点吗？”彭实戈说，“我知道，但我想我也知道怎样证明ＢＳＤＥ的存在唯一性了！”教授说：“上来吧！”

　　之后，两人联名完成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外杂志上，这标志着被数学界专家一致称为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诞生。巴赫杜教授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特别感谢彭实戈，他在发现这个随机分析的新篇章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彭实戈因此写下《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的一段往事》一文，以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

　　由于在随机系统控制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取得许多世界领先的成果，学术界对彭实戈好评如潮：国际著名随机控制专家、加拿大教授豪斯曼认为，彭实戈的一般随机最大值原理是当今世界“近十年来随机控制理论的两个最重要贡献之一”；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获得者里昂斯教授曾写信给山东大学前校长潘承洞教授说，彭实戈“显然是这一领域的带头人”、“开创者”；国际著名的“巴黎第六大学概率论实验室”，曾经用一年的时间组织“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研讨班”，称彭实戈１９９０年发表的论文为“奠基性论文”，“解决了很多随机专家想解决而一直进展甚微的问题”，“理论新颖而结果出人意料，值得为此开创一新领域……”他的成果使许多世界著名学者“感到震惊”！

　　１９９５年，彭实戈因“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中国金融数学第一推动人

　　彭实戈曾长期以为，数学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他为其巨大的逻辑力量而倾倒，为常人难以领略的强烈美感而折服，这种力量和美感在彭实戈眼中是纯洁而神圣的，吸引着他倾尽全力不懈追求。当一位法国金融学家告诉他，他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在金融上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时，他甚至有几分不悦，认为把他心目中圣洁的数学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几乎是一种亵渎。

　　抱着看个究竟的想法，他仔细研究了金融方面的有关资料，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成果确实能够应用于金融领域。在金融经济学中已有的一个著名模型正好就是一个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ｉｅｓ公式则是这个方程的解。这个公式每天都被用来计算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的风险金融资产的价格，而彭实戈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求解更一般和更复杂的情况下的风险金融资产价格。所以，彭实戈的理论目前被公认为研究金融市场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基础工具，也被专家们称赞为“有力而优美的工具”！

　　从此，彭实戈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了另一种重要意义和价值。

　　１９９３年，彭实戈派学生调查、了解期货市场情况，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国期权期货交易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当时绝大部分企业、机构对期货、期权的避险功能了解甚少，在不清楚这种现代金融工具所隐藏的巨大风险以及如何度量和规避这种金融风险的情况下，便盲目投资，进行境外期货期权交易。经过统计分析调查结果，根据交易规则，彭实戈预计我们的投资者每做一单交易，输的概率大于７０％，而赢的概率少于３０％。根据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指操作次数越多，越能体现一般规律）可以断定：从总体上讲，这必然会造成我国资金的大量流失。

　　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写了两封信，一封交给潘承洞校长，潘校长立即转呈山东省副省长，另一封，递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中，他陈述了自己对国际期货、期权市场的基本看法，以及我国目前进行境外期货交易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并建议从速开展对国际期货市场的风险分析和控制的研究并加强对金融高级人才的培养。彭实戈还亲赴北京，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当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后来，山东省立即停止了境外期货交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很快发文，将彭实戈的建议信转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了我国金融资产的大量流失。自此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关心支持彭实戈在金融数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将数学理论应用于金融研究，可以决定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流向，彭实戈越发认识到基础研究成果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指导作用。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专家会议，审议了彭实戈的报告，启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此项目由彭实戈任第一负责人，集中中科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２０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向这一领域发起全面攻关。这是“九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列入管理和数学学科的唯一重大项目，也标志着我国金融数学开始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金融数学是指用数学方法研究金融问题。早在２０世纪初，国际上就有了金融数学的概念，但理论进展缓慢，直到１９７３年才有了重大突破。美国两个科学家提出的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ｉｅｓ公式，被称为“华尔街的风暴”、“华尔街的革命”。这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公式，解决了金融市场较规范情况下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问题。而彭实戈公式的提出，对不完全、不规范条件下的金融市场同样适用。所以，彭实戈的文章被称为“奠基性论文”，为金融数学理论大厦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在我国，金融学曾一直属于文科，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彭实戈的理论建树使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后起之秀，并跻身国际金融数学界的前列。多年来，彭实戈带领他的学生们，在经济、金融数学、控制等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针对许多社会经济领域迫在眉睫的问题，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国家有关专家、领导的高度评价。

　　金融数学课题的开展，不仅使基础理论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而且推动了金融数学知识的普及和金融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培养教育。到目前为止，从山东大学金融基地毕业的硕士研究生６９人、博士研究生２６人，在读硕士研究生５４人、博士研究生３３人，他们成为国家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如培养的博士陈增敬，是国内第一个在世界三大著名经济期刊之一《数量经济学》发表文章的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被教育部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在彭实戈与他的长期合作者、国际著名金融数学家ＥＬ　Ｋａｒｏｕｉ的推动下，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我国与法国联合培养金融数学硕士的计划已正式启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与法国最好的１１所大学进行合作，共同培养中国的高级金融数学人才。全国各地高校也相继兴办起金融数学专业，金融数学在我国已成为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学科专业。

　　高尚的学者品格

　　彭实戈作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一员，有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彭实戈的姓氏来源于一个革命家族。他的生身父母都是广东海丰人，就是那个第一次大革命中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提起这个地名，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会立刻想起一个名字——彭湃，彭实戈的母亲彭平，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就是彭湃烈士的亲侄女。彭平的父亲亦即彭实戈的外祖父彭汉垣，是彭湃的三哥，也是一名烈士。彭家一门在大革命中牺牲了八个人。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崛起，彭平和丈夫黄显群一起追随革命队伍，转战来到山东。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彭实戈呱呱坠地，当时父亲黄显群正冲锋陷阵于解放济南的战场。虽然已经身为团长，却常常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深受官兵爱戴。战火中，得知儿子在惠民诞生，让其随母姓，取名为“彭实戈”，意为要继承彭家烈士的遗志，做一名老老实实的战士，这名字寄寓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深厚的感情和期望。然而，还没来得及见上爱子一面，父亲就倒在了黎明前的枪林弹雨中。从此，黄显群的名字，和无数烈士的名字一起，铭刻在济南战役旧址——解放阁巨大的碑墙上，铭刻在新中国诞生的历史中。

　　父辈的流血奋斗，为彭实戈血液中注入了特殊的基因。生于战乱，长于忧患，他们这代人的人生注定不可能潇洒浪漫，注定要有解不开的理想主义情结。

　　谈起彭实戈，下乡时的挚友陈家骅（现为济南市中医医院教授）说：“他的心地非常纯净，纤尘不染，可以说超凡脱俗。”他并非只能读书，再苦再重的农活，也样样拿得起，干活从不惜力气。临沂地处山区，盖房、修路都离不开石头，而从山上往下推石头，用独轮车，一次上千斤，是种技术、体力要求都极高的活，当地也只有真正的壮汉才能驾驭，彭实戈却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能驾驭独轮车的知青之一。

　　有一次，公社的草料棚突然失火，火势很猛，已经烧上房顶。彭实戈不由分说登上房顶打火。忽然，一股火苗猛然蹿出，他一脚踩空，竟然坠入已成火海的屋中。周围的人立即惊得目瞪口呆，怕是凶多吉少了！谁知，少年时的体操功夫此时大显神通，只见彭实戈像撑双杠一样，双手撑着房梁一个鱼跃，翻出火海，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村里的人们发现，这个朴实随和，早上有时睡不醒的孩子，不仅干活能吃苦，关键时刻还真不含糊。

　　彭实戈的博士生、现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的胡金炎教授说：“不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彭老师全没有丝毫功利之心。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彭老师，应该是‘高尚’。”

　　１９８６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彭实戈的导师、同事非常希望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能够留下来，很多国外机构也在打他的主意。彭实戈当然知道国外生活条件、科研环境优越，但像以往一样，他考虑问题的角度绝不会从个人得失出发。所以，学成回国，对于他来讲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１９９３年，彭实戈获得首届中国青年科学家提名奖，得到奖金５０００元。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大奖，也是第一次一下得到如此“巨款”。当时，恩师张学铭教授刚刚去世不久，彭实戈一声不响，把奖金全部寄给了已调到浙江大学的张师母。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妻子也是多年后在一次谈话中偶然得知的。

　　中科院数理部常务副主任许忠勤院士说：“很长一段时间，数学界不了解他。他只追求学问，不追求其他。他工作做得不错，但从来不张扬，也不争名利，把有些事看得很淡。”申报金融基地博士点时，需要很多专家投票。有人建议他给熟悉的专家打个招呼，因为大家都会这么做。彭实戈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打电话？如果不够格，专家们就不会投票。如果够条件，还需要打招呼吗？

　　１９９８年彭实戈获得教育部、人事部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２００３年获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彭实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丝毫没有自得，却认为其实更应该警惕：“‘院士’称号本身并不推动你的学术发展，反而可能会因为你有‘名’，到处做‘事’，而荒废了‘实验室’，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种例子。中国目前学术气氛比较浮躁，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自己。”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日，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做出决定，在全校开展向彭实戈教授学习的活动，彭实戈的言行，使山大师生懂得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学者品格与做人准则。

　　胸中自有千山万壑

　　彭实戈这代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学者，他们既有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具备这个时代独有的特征。他们不是书呆子，也不是苦行僧，假使上帝格外恩赐给他们多于常人的时间，他们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彭实戈多才多艺。少年时代，他是学校体操队成员；大学里，他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二传。他喜欢爬山、游泳，也会半夜起来为中国足球队助威。不太忙的时候，周六上午他会跟学生一起打排球、羽毛球、跳绳、滑旱冰。节假日与学生联欢，一曲《喀秋莎》，雄浑高亢，余音绕梁，让人惊叹竟是如此漂亮的男高音。他喜欢博览群书，哲学、史学、文学无所不涉。他甚至对绘画也颇有研究，每次去法国，都要到卢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去参观。在意大利艺术中心，仰观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的绘画，俯视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他会久久驻留，就像钻研他的数学理论一样的认真。

　　朋友的孩子，亲戚的孩子，从小就亲这位彭叔叔，直到他们上了大学，他与他们躺在草地上看大树，拿着倒立看云彩，和泥，堆沙，打水漂，所有的游戏都是那么在行。那幅在黄河边玩沙的照片，看得出他玩起来也像演算方程式一样的投入。

　　彭实戈说过，“越是尖端的东西，越需要深广的基础，到最高层次，学问都是相通的。胸中有了千山万壑，音乐家可以弹奏高山流水的曲子，画家能画出江山多娇的画卷，诗人能够写出蜀道难的诗句。”事实证明，跨专业、跨学科的学习，广博的兴趣爱好，为他的发展打下了宽厚的基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同行评论说，彭实戈的思路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由于他受过物理学的训练，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不同于单纯的数学家，道理就在这里。

　　作为一名成功的数学家，彭实戈已经占领了数学世界的某个制高点。此时的他对数学依然是一往情深，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是，在一个偏远僻静的地方，搞研究，教学生，继续在这个魅力无穷的领域里攀登。只要能和美丽的数学在一起，一生都无怨无悔。

　　彭实戈简介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８日生，祖籍广东海丰，出生于山东省滨县。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长期致力于随机控制、金融数学和概率统计方面的研究，在随机控制理论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他和法国数学家Ｐａｒｄｏｕｘ教授一起开创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新方向，成为研究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工具。１９９５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９９９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２００３年获山东省最高科学技术奖。

风华绝代的民国第一奇女子 吕碧城

- 刘继兴

冠盖群芳、风华绝代的吕碧城，堪称民国第一奇女子，其一生颇为传奇：身为红粉，而有巾帼女豪之誉，一生伤怀国是，关怀民瘼，痛恨黑暗，同情弱小，又倡导佛学菩提，力主护生。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时人写诗赞曰：“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凤毛麟角之才女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安徽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诗书自可娱人。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吕碧城不仅是大才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从时人赠她的“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以及“冰雪聪明芙蓉色”等诗句里，我们也可看出她的美貌来。今传有其照片多帧，着装为欧式衣裙、胸绣孔雀翎、头戴翠羽，风姿绰约，娟秀妩媚，美丽可人。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誉其为“美艳有如仙子”。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就已很高了。这一年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词：“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未知？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浸把木兰花，谈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毫兴，写入丹青闲寄。”

当有人告诉当时的“诗论大家”樊增祥(和吕碧城父亲是同年进士，曾任两江总督)，这是一个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断不敢相信“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如此荡气回肠的词章竟出自一个小女孩儿之手！樊增祥后来曾编辑出版吕碧城诗词，极为喜欢吕碧城的一首《浪淘沙》：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并在这首词旁批曰：“漱玉（李清照曾著有《漱玉词》）犹当避席，断肠集（宋代著名才女朱淑真词集名）勿论矣。”

吕碧城著有《信芳集》、《晓珠集》、《雪绘词》、《香光小录》等十几本诗词集，其代表作被近代词学理论家龙榆生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称之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凤毛麟角之才女”。刘继兴认为，吕碧城的诗词文风唯美、超越、冷艳，以超越时俗的激情与识见融入丰饶瑰丽的意象，以一支饱含时代风云、欧风美雨之生花妙笔，写尽了鲜活的风光事物，如：火山、雪湖、冰河、铁塔、网桥、电缆、飞艇、木棉、旭日、海涛、日落、自由女神，乃至胶鞋、雨衣、冰淇淋……使词这一文学样式走出旧日儿女私情、风花雪月、伤春哀怨、身世感怀、闺阁情丝等局限，从而开创了波澜壮阔、奇妙多姿的新境界。

评论家陶杰说，吕碧城的词“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手笔婉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柳亚子认为，百余年来，吕碧城“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吕碧城不仅是近代卓越的女词人，而且于诗文创作亦同样才笔纵横，卓荤不群，造甚深。诗人易实甫曾称赞道：“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

《大公报》主笔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恶意族人霸占，并唆使匪徒将母亲严氏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其中包括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一时间各种压力纷纷来到安徽的各级政府，官员们不敢怠慢，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但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吕家自此劫难后门祚衰微，孤儿寡母，势单力薄。那时女子定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则当做奇耻大辱。这段痛苦的经历，在幼小的碧城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成为她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自此萌发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痛恨。

连遭失夫与女儿被退婚的双重打击后，生活无着落，吕碧城的母亲便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在塘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盐场总管，八品官，不是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开始她们寄人篱下的生活。1903年春，戊戌变法深入人心，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灯影小楼、书艺墨魂、粉黛丝竹的生活，一心想逃脱藩篱，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外甥女要入新学，遭到脑筋陈旧的舅父的严词骂阻，说女孩家应在家中“恪守妇道”，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踏上去往天津的火车。她身无分文，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上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馆的老板娘，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便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便四处转悠。她无意中得知了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大公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吕碧城时来运转。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他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也为她信中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英敛之，名华，号安蹇斋主，立宪党人，倾向维新，才华横溢，他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惜才爱才的英敛之亲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吕碧城因祸得福，到天津“新学”没有上成，却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并开始走上她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才女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所发表的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和宣扬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在诗词和文章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是新女性所倾慕。吕碧城也因此在京津地区崭露头角，声誉鹊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天就要塌了，国家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百字令》：“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纤手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

这首词和一幅题咏慈禧的漫画像，都登在了《大公报》上。作品痛斥慈禧，说她把大清朝的江山搞得一塌糊涂，将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了外国，她到阴曹地府，见到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一定羞愧难言。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引起轰动的词和画的作者，就是当时只有25岁的年轻女子吕碧城。

1904年至1908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她的锦绣文章频频面世。她的两个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和她一样，均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大公报》编辑出版了《吕氏姊妹诗词集》，并发表评论，称她们是“硕果晨星”式的人物。

社交场上的明星

其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如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正如内廷秘史缪珊如有诗赞说：“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用吕碧城自己的话说：“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另外，根据近代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考证，《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史学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记中发现了英敛之写给吕碧城的词，“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确实情意绵绵，流露着一片深情。

吕碧城是这样与友人说起她的情感感悟的：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于文学自娱了。

倡导女权的教育家

吕碧城还与“鉴湖女侠”秋瑾交情莫逆，提倡女权，曾与秋瑾同榻而眠，所论多国运民脉之事。“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是她们的共同心声。有趣的是，秋瑾因仰慕吕碧城，也号“碧城”，不少吕碧城的作品被误认为出自秋瑾之手，于是秋瑾“慨然取消其号”。不久，吕碧城又为秋瑾创办之《中国女报》撰写发刊词。秋瑾被害，吕十分痛心，夜不能寐，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又于灵前祭奠之。吕碧城又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她曾与“鉴湖女侠”秋瑾同榻而眠，呼吁革命，是发动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女学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她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严范荪、傅增湘等相识，以求支持。《天演论》译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并任该校总教习、总办（校长），与英敛之过从甚密，曾为其手书《大公报》报名。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赞之曰：“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严复随后不仅收她为女弟子，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师生互致诗词唱和，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女学筹办进展顺利。1904年10月3日《大公报》刊登了“倡办人吕碧城”发布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这一时期，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国民素质为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个人”和“完全之国民”；女子要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打破女子教育以识字和家政为主的教育清规，以西方教育为蓝本，对女子必须授予全面的教育；女子教育要大胆任用男教师，以提高女子教育质量；女师的学生，今后不仅做女子学堂的教师，更要做男子的教师；等等。这些教育思想的提出，对当时的教育界是极大的震动，确为当时的女子教育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她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吕碧城影响下，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并成就斐然。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旌德一门四才女”一说成为当时广为传赞的美谈，为时人所称羡。

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令吕碧城哭笑不得的是，当年吕碧城因被舅父责骂而出走，及至她创办女学时，这个舅父严凤笙却“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竟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参与筹备事宜，他无地自容，但只好“忍气权从”，但没过多久就辞职回了塘沽。对此吕碧城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资助以迄今者，皆为舅父一骂之功也。”

从总统秘书到皈依佛门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任大总统，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吹鼓手。吕碧城不肖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生活极其西化、奢华。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字字珠玑，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1928年，吕碧城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根据她自己的记叙，是在1929年前后。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小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当这时代，谁还要信这东西！”但吕碧城立刻说：“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即所谓十念法。此为学佛之始。”吕碧城这一学佛因缘颇为奇特，连她自己也常常感叹：“遇佛法于海外，已属难事，况此种华文刊品，何得流入英伦，迄今犹以为异。然倘不遇者，恐终身不皈大法，险哉！”

吕碧城信佛后，守五戒，茹素，不再肉食，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1929年，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保护动物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大力提倡素食，“护生戒杀”。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其佛教修行实践，以净土念佛为主。与太虚、常惺等当时著名僧侣多有往来。

吕碧城的著作有《吕碧城集》、《欧美之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梵海蠡测》等。其中《欧美之光》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吕碧城旅居欧美时间很长，所到之处甚多，因此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插图。

1939年，第二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吕碧城深夜听到邻家的钢琴声，都好似杀伐之声。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李义山的那首《碧城》：“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树水晶盘。”或许正是吕碧城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写照。她自己所作的《琼楼》一诗，则更能体现她对人生的真切感受：“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侧绕吟坛。

陈寅恪：清华园的活字典 - 教授的教授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立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书基本上都看过，然后回过头来，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按”，实际上是以论带史，而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说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并不是在具体的领域里奉献了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万言著就《柳如是别传》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说：“在我们眼睛里，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更是天天这样跟我们说。他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

　　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学术传承 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